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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親騎著那輛“永久牌”摩托車離開時，麥浪正在六月的熱風里翻滾。車后座捆扎的編織袋鼓脹如帆，發動機的轟鳴驚飛了曬場上啄食的麻雀，在黃土路上犁出一道蜿蜒的塵煙。母親站在曬場邊緣，手里攥著褪色的藍頭巾，風將她的衣袂吹成一面簌簌作響的旗。她說父親要去寧夏做生意，那年我上小學二年級，尚不知寧夏到底有多遠，只記得父親掌心粗糙的觸感混著機油味，在我發頂短暫停留。 村里小賣部的紅色公用電話成了連接兩千公里的臍帶。每月初五黃昏，母親會牽著我穿過飄著麥糠的曬場去等電話。老舊的電話機擺在雜貨柜臺上，周圍散落著水果糖和火柴盒。店主老李頭總是先喊一嗓子：“寧夏的長途！”，母親總要把聽筒緊貼耳廓，父親的聲音穿過滋滋作響的電流，像隔著一層薄霧傳來。“好好念書”“聽媽媽的話”，簡短的叮嚀后便匆匆掛斷，硬幣落進鐵盒的脆響，是童年最熟悉的韻律。有次我踮起腳對著話筒喊“爸”，卻只聽見忙音在耳蝸里鑿出的空洞，母親轉身時，往我手心塞了顆融化變形的水果糖。 父親在那里做印刷生意，帶回的樣冊里藏著我的整個童年。銅版紙光滑冰涼，印著各式各樣的圖案。我最愛翻那些彩頁，手指摩挲過凹凸的燙金字的輪廓時，猜想父親的指紋是否也曾在此停留。他只在年關歸來，臘月的風像鈍刀刮著臉。我蹲在村口老槐樹下，遠遠望見長途車卷著黃塵駛來就跳著揮手。父親下車時總會舉起鼓脹的塑料袋，里頭的枸杞紅得奪目，像是把整個西北的熱烈都揉碎了塞進去。 我考上縣城高中那年，母親買了部小靈通。銀灰色的機身，掀蓋的設計，成了家里最金貴的物件。父親來電的時間不再固定，但對話依然簡短：“吃了嗎”“錢夠不”，隨后便是電流承載的沉默。小靈通的綠光在暮色里明明滅滅，有時會漏出幾聲咳嗽，那聲音穿過戈壁灘的朔風，抵達時已支離破碎。 大學四年，智能手機取代了小靈通，通訊錄里那個號碼卻很少被點亮。偶爾的通話，內容依舊簡單，只是末尾總會多一句：“該花就花。”畢業那年我選擇入伍，父親專程從西北趕回送我，在登上開往軍營的綠皮火車時，我回頭，父親站在送別人群中，風掀起他兩鬢的霜雪。他忽然舉起右手揮動——這個生疏的動作讓我怔忡，旋即明白這是他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用這樣的方式同我告別。 有些愛像黃土塬上的風，看不見卻刻進每道溝壑。它藏在初五準時震顫的鈴聲中，在小靈通電量告罄的警報里，在一沓匯款單洇開的墨跡間。父親的愛是歲月最克制的敘事，如同那輛摩托在漫天黃沙里獨行，不曾鳴笛卻始終向前。如今每當看見枸杞在茶湯中舒展，總錯覺那是父親年復一年，在時光里緩緩綻放的思念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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